同文館

清政府自鴉片戰爭後，屢次與英國交涉，深感語言不通、文字隔閡，也是受欺矇失敗的原因之一。而中國官方並沒有自己的翻譯人員，多以外籍傳教士臨時兼任,使得在談判時屢屢吃了悶虧。左宗棠、李鴻章等堅持學習西方，於是在同治元年 (西元1862年) ，洋務運動期間，設立了京師同文館，作為培養譯員的洋務學堂和從事翻譯出版的機構，附屬於總理衙門。

同文館設立初期，設置了英文、發文和俄文三班，並以八期子弟作為招生對象，除了漢文課程之外，其他的科目多聘請外國人來擔任教師。同文館學生的學習期限初定三年畢業，自光緒二年 (西元1876 年)後改為兩種：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諸學者，八年畢業；年歲稍長，僅借譯本而求諸學者，五年畢業。課程設置於同治六年後增設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

但這次的課程修改卻引發洋務派和保守派的激烈辯論。在1866年底，奕訢奏請擬在京師同文館講求天文算學，要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舉動馬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更大肆攻擊西學。倭仁主張，要解決培訓中國人才問題，要從中國本身著手，深入瞭解中國實況，而外國教官不清楚中國環境，盲目將歐洲所學移植到中國土壤上，只會收效不易。而奕訢等人則對此展開激烈辯駁，中國近代史上首場關於教育改革問題的大辯論，由此引發。

京師同文館的出現，標誌著中國開始實行西方教育，學習西學由想法變為現實，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踏出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