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鵝賓館

改革開放之初，廣州為接待外商，對酒店賓館需求龐大，霍英東家族投資興建了廣州白天鵝賓館，示範現代化酒店管理模式，為內地培訓首批酒店業人才。「白天鵝賓館」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座酒店，而是香港乃至西方的管理與制度。在「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初期，內地需學習香港的管理制度是毋庸置疑的。從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學習中，獲取改革開放經驗，在各項發展、制度等方面，以「學習—模仿—創新」的方式，將西方的技術和理念結合中國的本土文化，逐步構成了中國自身的模式。

改革開放中港商的角色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以香港為窗口，面向世界。香港在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79年，美心集團「太子女」伍淑清在改革開放後在北京開辦了全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經營航空食品。敢於「拓荒」的還有工程師出身的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投資興建廣珠深高速公路、電廠、口岸聯檢大樓，帶動珠三角的經濟發展。

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時間裡，港商「北上」發展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7)，香港扮演著領導者角色，那時的港商在一定程度上帶領了國家經濟的增長，包括在內地投資建廠，一些扶貧的措施以及帶領國家的產品走向世界等。

第二個階段是香港回歸以後(1997-2006)，隨着國家進步，內地市場逐步開放，制度的健全，內地民營企業及國有企業，逐步壯大。港商跟內地的關係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種合作的關係。香港去內地投資，不再局限於工業，房地產、金融以及教育醫療都有，同時內地也來香港投資。

第三個階段始於回歸後十年(2007-2012)，隨着內地經濟一步一步爬升，國家實力一天天的強大，變成了香港開始要配合國家的發展，即是由主導變成了配合。

第四個階段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領頭羊(2013-今)，中國發展得很快，全世界都希望搭上這趟車。中國的經濟日益壯大，雖然香港的貢獻在其中的比例降低了，但所佔的質與量還是很大的。

毛澤東訪蘇

毛澤東一生唯有兩次出國，而且兩次都是到訪莫斯科。第一次訪蘇，還是史太林掌權時期。從1947年，解放戰爭全面展開時，毛澤東便開始想方設法希望取得蘇聯方面的支持，並計劃親自訪問莫斯科，當面向史太林請教建國經驗。但蘇聯方面卻一拖再拖，多次要求中方推遲訪蘇日期。

到了1948年，7月4日毛澤東打電報給史太林，提出：「我決定在最近到您那裡去。」他連箱子也已裝好，甚至買了皮鞋（他平時穿布鞋），做了呢子大衣，隨時準備出發。毛澤東如此急迫想要訪問蘇聯，原因在於解放戰爭已到達尾聲，而共產黨的勝局已逐漸定型，成立新中國的問題越來越緊迫，他需要得到蘇聯更有力的支援。

但史太林方面，卻認為中共中央內部有親美傾向，而且在早期，蘇聯方面首先是支持剛剛回國的留蘇學生王明(陳紹禹)掌握黨內重要權力，不斷地搞「左」傾、右傾，給中共帶來了覆滅的危險。而在渡江戰役前夕，史達林以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中共，指示中共不要反對蔣介石，說如果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這一點也給中蘇兩黨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蘇聯站在本國利益的角度，不想再把疲憊不堪的蘇聯人民拖進與美國的戰爭危險中，無視中國的革命實際和中共領導人的感受，讓兩黨產生間隙。

最終，於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才正式訪問莫斯科，幾經波折，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時，雙方還簽訂了《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中蘇關於貸款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中國終於可以放開手腳進行國內建設。

破四舊

「破四舊」，指的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後來文革《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紅衛兵掃「四舊」是中國文物的一場浩劫，北京紅衛兵砸碎了頤和園佛香閣釋迦牟尼塑像，拆毀萬裡長城北京段108華裡；砸光1300年歷史古剎戒台寺內數千個大佛和周圍的小佛像。1958年北京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在文革中有4922處被搗毀。洛陽市紅衛兵在價值連城的龍門石窟砸掉了無數小佛頭像；杭州市紅衛兵搗毀了蘇小小墓和「平湖秋月」碑牌。北京紅衛兵南下山東，在曲阜搗廟、砸碑、挖墳、焚書，共破壞文物6618件。

大規模「破四舊」迅速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怖氣氛，也就是當時紅衛兵毫不隱晦，大力宣傳的「紅色恐怖」。

黃金白銀運往台灣

在1948年末，國民黨認為時局越來越緊張，國民政府決定撤往台灣，為了長期退守台灣，也為了不給共產黨留下建設新政權的資源，他們將能拆下帶走的帶走，不能拆的盡量破壞。除了機床設備，國民政府更向全國廣搜黃金、白銀及美元。

1948年8月，國民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限價、限期收兌民間的黃金、白銀和外國券幣，禁止任何人私人持有。以此種強制手段將民間金鈔一網打盡，然後運往台灣。1948年底，時局越來越吃緊，國民黨政府知道自己在大陸的統治已來日無多，自12月1日起，開始將大量黃金白銀運往台灣。1948年冬天開始，蔣介石從原中央銀行運往台灣的黃金有227．5萬兩，銀元有1520萬元，還有外匯1537萬美元(存在美國聯邦銀行的)。當時的黃金價格是每盎司(兩)35美元。以上三筆共值10．35億美元，相當於現在105．5億美元。同時將中央銀行存在外國的外匯，化整為零，存入私人戶口，以防被共產黨接管。

除去黃金白銀，國民政府更運走大批珍貴文物，有2972箱南遷文物。這部分中不少是故宮博物院文物中的精品，如精美絕倫翠玉白菜、玉香爐、玉荷葉形筆洗等，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如今「三希」《伯遠帖》、《中秋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唯獨「一希」《快雪時晴帖》珍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指1931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淪陷後，在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長穀壽夫指揮下，侵華日軍于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姦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平民及戰俘被日軍殺害，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超過30萬。

日軍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開始對南京周邊地區的狂轟濫炸。1937年11月，日本陸軍航空本部通過了《航空部隊使用法》，其中第103條規定：「戰略攻擊的實施，屬於破壞要地內包括政治、經濟、產業等中樞機關，並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襲市民，給國民造成極大恐怖，挫敗其意志。」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明文規定可以在戰爭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為目標實施空襲，突破了戰爭倫理的底線。據當時南京的守軍軍官郭歧留下來的回憶錄，可知，在日軍未進城以前，有外籍人士請求中日雙方，設立難民區，不准有軍事設備及武裝官兵進去。難民區成立之後，凡是留在南京的難民，扶老攜幼，爭先恐後，三十餘萬難民通通搬到裡面。但在12月11日上午，日軍的飛機在難民區，不斷投下炮彈、炸彈，使難民區成為了南京的屠場。

更有甚者，如在一個院落內發現了武器，則全院槍斃；如果墻外發現了軍衣，院內的人至少也得死一半。日軍視中國軍民之生命簡直不如一蟲蟻，對老人也絲毫沒有同情心。在回憶錄中記載了日軍對老人的惡行，他們逼迫一位六十歲的纏足老太婆，站在高約餘丈的木樁上，他們扶上去跌下來，拍手大笑，如此三四次，把老人跌死了，他們仍然在拍手大笑。日軍窮兇極惡，實為人類恥辱。

全民抗日

1937年，盧溝橋事變，國共兩黨宣佈合作抗日，兩黨一心共同保衛國家。戰爭可能是政治家與軍事家的舞臺，卻更是民眾的屠場。中國民眾參戰的熱情之高，抵禦外侮的決心之大，令人感歎。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長辛店鐵路工人將大批鐵軌、枕木拆下運上前線，供士兵構築工事用。

「八一三」上海淞滬抗戰時，上海人掀起了「一元救國捐運動」，響應者踴躍。有印刷工人孫景灝帶著炸彈，衝進正在舉行上海入城慶祝遊行的日軍隊伍中，炸傷日軍三人，自已英勇犧牲。更有女童子軍楊惠敏身攜國旗，隻身泅渡蘇州河，將國旗獻給苦守四行倉庫的中國守軍謝晉元團長，傳為千古佳話。

抗日烽火燃起了千萬文藝界人士的愛國激情。1938年3月，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大會選出郭沫若、茅盾、馮乃超等45人為理事，周恩來、孫科、陳立夫為名譽理事。在組織工作上，文協多次向世界文化界、文藝界發佈宣言或公開信，揭露日本的侵華罪行，爭取世界輿論的同情與支持。

在抗日大後方的重慶，各種抗日、宣揚愛國主義的文化活動也開始蓬勃發展起來，抗日文化活動以戲劇為中心，劇場演出和街頭演出非常活躍。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陳白塵的《大地回春》、老舍的《面子問題》和曹禺的《日出》等，這些戲劇或藉古鑒今，或將現實的生活用濃墨重彩搬上舞臺。

遍佈世界各地的一千多萬愛國華僑時時關注著祖國的安危。1938年，旅居南洋的僑領陳嘉庚組織了當地華僑第一個救國救鄉團體，陳本人帶頭認捐，每日捐國幣2000元。不少華僑還積極回國參戰，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的粵籍華僑回國參戰的就達四萬多人。全國上下，全民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