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鵝賓館

改革開放之初，廣州為接待外商，對酒店賓館需求龐大，霍英東家族投資興建了廣州白天鵝賓館，示範現代化酒店管理模式，為內地培訓首批酒店業人才。「白天鵝賓館」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座酒店，而是香港乃至西方的管理與制度。在「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初期，內地需學習香港的管理制度是毋庸置疑的。從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學習中，獲取改革開放經驗，在各項發展、制度等方面，以「學習—模仿—創新」的方式，將西方的技術和理念結合中國的本土文化，逐步構成了中國自身的模式。

改革開放中港商的角色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以香港為窗口，面向世界。香港在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79年，美心集團「太子女」伍淑清在改革開放後在北京開辦了全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經營航空食品。敢於「拓荒」的還有工程師出身的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投資興建廣珠深高速公路、電廠、口岸聯檢大樓，帶動珠三角的經濟發展。

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時間裡，港商「北上」發展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7)，香港扮演著領導者角色，那時的港商在一定程度上帶領了國家經濟的增長，包括在內地投資建廠，一些扶貧的措施以及帶領國家的產品走向世界等。

第二個階段是香港回歸以後(1997-2006)，隨着國家進步，內地市場逐步開放，制度的健全，內地民營企業及國有企業，逐步壯大。港商跟內地的關係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種合作的關係。香港去內地投資，不再局限於工業，房地產、金融以及教育醫療都有，同時內地也來香港投資。

第三個階段始於回歸後十年(2007-2012)，隨着內地經濟一步一步爬升，國家實力一天天的強大，變成了香港開始要配合國家的發展，即是由主導變成了配合。

第四個階段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領頭羊(2013-今)，中國發展得很快，全世界都希望搭上這趟車。中國的經濟日益壯大，雖然香港的貢獻在其中的比例降低了，但所佔的質與量還是很大的。

毛澤東訪蘇

毛澤東一生唯有兩次出國，而且兩次都是到訪莫斯科。第一次訪蘇，還是史太林掌權時期。從1947年，解放戰爭全面展開時，毛澤東便開始想方設法希望取得蘇聯方面的支持，並計劃親自訪問莫斯科，當面向史太林請教建國經驗。但蘇聯方面卻一拖再拖，多次要求中方推遲訪蘇日期。

到了1948年，7月4日毛澤東打電報給史太林，提出：「我決定在最近到您那裡去。」他連箱子也已裝好，甚至買了皮鞋（他平時穿布鞋），做了呢子大衣，隨時準備出發。毛澤東如此急迫想要訪問蘇聯，原因在於解放戰爭已到達尾聲，而共產黨的勝局已逐漸定型，成立新中國的問題越來越緊迫，他需要得到蘇聯更有力的支援。

但史太林方面，卻認為中共中央內部有親美傾向，而且在早期，蘇聯方面首先是支持剛剛回國的留蘇學生王明(陳紹禹)掌握黨內重要權力，不斷地搞「左」傾、右傾，給中共帶來了覆滅的危險。而在渡江戰役前夕，史達林以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中共，指示中共不要反對蔣介石，說如果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這一點也給中蘇兩黨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蘇聯站在本國利益的角度，不想再把疲憊不堪的蘇聯人民拖進與美國的戰爭危險中，無視中國的革命實際和中共領導人的感受，讓兩黨產生間隙。

最終，於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才正式訪問莫斯科，幾經波折，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時，雙方還簽訂了《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中蘇關於貸款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中國終於可以放開手腳進行國內建設。

破四舊

「破四舊」，指的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後來文革《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紅衛兵掃「四舊」是中國文物的一場浩劫，北京紅衛兵砸碎了頤和園佛香閣釋迦牟尼塑像，拆毀萬裡長城北京段108華裡；砸光1300年歷史古剎戒台寺內數千個大佛和周圍的小佛像。1958年北京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在文革中有4922處被搗毀。洛陽市紅衛兵在價值連城的龍門石窟砸掉了無數小佛頭像；杭州市紅衛兵搗毀了蘇小小墓和「平湖秋月」碑牌。北京紅衛兵南下山東，在曲阜搗廟、砸碑、挖墳、焚書，共破壞文物6618件。

大規模「破四舊」迅速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怖氣氛，也就是當時紅衛兵毫不隱晦，大力宣傳的「紅色恐怖」。

黃金白銀運往台灣

在1948年末，國民黨認為時局越來越緊張，國民政府決定撤往台灣，為了長期退守台灣，也為了不給共產黨留下建設新政權的資源，他們將能拆下帶走的帶走，不能拆的盡量破壞。除了機床設備，國民政府更向全國廣搜黃金、白銀及美元。

1948年8月，國民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限價、限期收兌民間的黃金、白銀和外國券幣，禁止任何人私人持有。以此種強制手段將民間金鈔一網打盡，然後運往台灣。1948年底，時局越來越吃緊，國民黨政府知道自己在大陸的統治已來日無多，自12月1日起，開始將大量黃金白銀運往台灣。1948年冬天開始，蔣介石從原中央銀行運往台灣的黃金有227．5萬兩，銀元有1520萬元，還有外匯1537萬美元(存在美國聯邦銀行的)。當時的黃金價格是每盎司(兩)35美元。以上三筆共值10．35億美元，相當於現在105．5億美元。同時將中央銀行存在外國的外匯，化整為零，存入私人戶口，以防被共產黨接管。

除去黃金白銀，國民政府更運走大批珍貴文物，有2972箱南遷文物。這部分中不少是故宮博物院文物中的精品，如精美絕倫翠玉白菜、玉香爐、玉荷葉形筆洗等，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如今「三希」《伯遠帖》、《中秋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唯獨「一希」《快雪時晴帖》珍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指1931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淪陷後，在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長穀壽夫指揮下，侵華日軍于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姦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平民及戰俘被日軍殺害，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超過30萬。

日軍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開始對南京周邊地區的狂轟濫炸。1937年11月，日本陸軍航空本部通過了《航空部隊使用法》，其中第103條規定：「戰略攻擊的實施，屬於破壞要地內包括政治、經濟、產業等中樞機關，並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襲市民，給國民造成極大恐怖，挫敗其意志。」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明文規定可以在戰爭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為目標實施空襲，突破了戰爭倫理的底線。據當時南京的守軍軍官郭歧留下來的回憶錄，可知，在日軍未進城以前，有外籍人士請求中日雙方，設立難民區，不准有軍事設備及武裝官兵進去。難民區成立之後，凡是留在南京的難民，扶老攜幼，爭先恐後，三十餘萬難民通通搬到裡面。但在12月11日上午，日軍的飛機在難民區，不斷投下炮彈、炸彈，使難民區成為了南京的屠場。

更有甚者，如在一個院落內發現了武器，則全院槍斃；如果墻外發現了軍衣，院內的人至少也得死一半。日軍視中國軍民之生命簡直不如一蟲蟻，對老人也絲毫沒有同情心。在回憶錄中記載了日軍對老人的惡行，他們逼迫一位六十歲的纏足老太婆，站在高約餘丈的木樁上，他們扶上去跌下來，拍手大笑，如此三四次，把老人跌死了，他們仍然在拍手大笑。日軍窮兇極惡，實為人類恥辱。

全民抗日

1937年，盧溝橋事變，國共兩黨宣佈合作抗日，兩黨一心共同保衛國家。戰爭可能是政治家與軍事家的舞臺，卻更是民眾的屠場。中國民眾參戰的熱情之高，抵禦外侮的決心之大，令人感歎。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長辛店鐵路工人將大批鐵軌、枕木拆下運上前線，供士兵構築工事用。

「八一三」上海淞滬抗戰時，上海人掀起了「一元救國捐運動」，響應者踴躍。有印刷工人孫景灝帶著炸彈，衝進正在舉行上海入城慶祝遊行的日軍隊伍中，炸傷日軍三人，自已英勇犧牲。更有女童子軍楊惠敏身攜國旗，隻身泅渡蘇州河，將國旗獻給苦守四行倉庫的中國守軍謝晉元團長，傳為千古佳話。

抗日烽火燃起了千萬文藝界人士的愛國激情。1938年3月，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大會選出郭沫若、茅盾、馮乃超等45人為理事，周恩來、孫科、陳立夫為名譽理事。在組織工作上，文協多次向世界文化界、文藝界發佈宣言或公開信，揭露日本的侵華罪行，爭取世界輿論的同情與支持。

在抗日大後方的重慶，各種抗日、宣揚愛國主義的文化活動也開始蓬勃發展起來，抗日文化活動以戲劇為中心，劇場演出和街頭演出非常活躍。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陳白塵的《大地回春》、老舍的《面子問題》和曹禺的《日出》等，這些戲劇或藉古鑒今，或將現實的生活用濃墨重彩搬上舞臺。

遍佈世界各地的一千多萬愛國華僑時時關注著祖國的安危。1938年，旅居南洋的僑領陳嘉庚組織了當地華僑第一個救國救鄉團體，陳本人帶頭認捐，每日捐國幣2000元。不少華僑還積極回國參戰，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的粵籍華僑回國參戰的就達四萬多人。全國上下，全民抗日。

學生請願

「九一八」事件之後，日軍佔領瀋陽，進攻吉林和黑龍江，東北三省迅速淪陷。上海的大學生，聯合江、浙、平、津一帶的男女大學生三千多人，像是暴風雨襲來似的，到南京國民政府請願。請願的學生，高舉著愛國的標語和旗幟，一齊湧到國府大禮堂，大門、兩廊都擠滿了學生。

據張治中——黃埔系骨幹將領，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回憶道：當時的青年無一不慷慨激昂，要求中央支援東北抗日。而學生在寒夜下留守國民政府，要求政府回應訴求。第二天清早，張治中集合學生講話，學生們提出問題：「馬占山正在血戰，中央為什麼不加以援助？」張治中便進行反問：「你們知道從南京到馬占山那裡有多少路？怎麼走？兵散在各地怎樣調？中央是決不會欺騙青年的，能救必救，沒有不援助的道理；但如果在事實上救不到，也沒有辦法。」這樣解釋以後，學生的氣漸漸平得多了。經過一兩天，蔣介石也親自和他們講了一次話。最後，學生對政府方面的答覆，認為滿意，不過要求蔣主席寫一個手諭，表明中央對學生青年保證有決心收復失地。

1931年12月6日，上海青年更組成「赴東北援馬（占山）抗日團」，更有人抬著棺材出發，以示誓死的決心。這一次學生請願的愛國行動，昭示著中國青年的滿腔熱血，對國家的愛國之心。

黃埔軍校

1924年，孫中山在蘇聯的協助之下，在廣州成立了黃埔軍校（又稱陸軍軍官學校）。以蔣介石、廖仲愷為國民黨代表，共產黨的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成為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見證者。黃埔軍校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一所軍事學校，培養了許多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中聞名的指揮官，是國民政府北伐戰爭統一中國的主要軍力。

1924年，在國共兩黨首度攜手合作、國民革命風起雲湧之際，孫中山先生高瞻遠矚，在廣州親手創辦了一文一武兩所學堂——「國立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和「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建立的目的是為國民革命訓練軍官，孫中山先生希望通過創建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孫中山在開學典禮上曾致詞：「我們開辦這個學校，要用裡面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創立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才能成功。」

黃埔軍校算得上是所有民國男人的夢想，從這所軍校走出來的軍事學員，無一不是戰場殺敵，叱吒政界，他們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創造了一出出風雲激蕩的歷史。1924年到1929年共培養了七期13000餘人，這些人中的多數形成了國民黨中央軍的骨幹——黃埔系。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是「黃埔系」的初步形成時期。在抗戰時期，「黃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幹紛紛當上了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乃至戰區司令長官，從而完成了「黃埔系」在軍界的接班部署。後來居上的黃埔一期生杜聿明(時任第5集團軍總司令)、以悍將著稱的黃埔第三期領跑者王耀武(時任第24集團軍總司令)等人，在國民黨空軍系統內更是獨佔鰲頭。

火燒趙家樓

1919年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大專學校學生、教師及其他群眾不下五千人，齊集天安門前。各校學生走在遊行隊伍行列中，高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旗幟，群情激昂。隊伍浩浩蕩蕩地向東交民巷使館界進發，準備向各國使館抗議示威，沿途並散發傳單，高呼口號。遊行隊伍走到東交民巷西口，受到外國兵的阻攔，乃派代表向各國使館遞交說帖。隊伍折向外交部，又轉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到達曹宅時，大門緊閉。一位高個子同學在學生人梯支撐下爬過墻，跳進院裡，打開了大門，群眾一擁而入。有當時參與其中的學生寫下回憶錄，眾人衝進院裡，看到鋪陳非常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怒氣。群眾在極度憤怒下，衝破軍警防衛，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燒了曹宅。

火燒趙家、痛打章宗祥的義舉，震動全國，「五四」運動迅速蔓延中華大地。軍閥政府繼續實行高壓政策，抓捕了現場還沒走散的學生三十餘人，其中有北大的許德珩、楊振聲等。由於遊行學生被捕，又展開了罷課鬥爭。當時的學生運動，北大站在了最前列，北京和全國的學校都唯北大馬首是瞻，所以有一個口號：「罷不罷，看北大」。6月3日，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大舉逮捕學生，關押在北大文、理、法三院，這就更加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怒，引起了更大規模的罷課。最終，北洋政府被迫不得不釋放全部被捕學生，下令免去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並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

民國時期的貨幣

1914年北洋政府推出國幣條例，確定以銀元為中華民國貨幣；根據這一規定，於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先後由造幣總廠及江南造幣廠開鑄一圓銀幣，幣面鐫刻袁世凱頭像，俗稱「袁頭幣」或「袁大頭」。另外橫跨整個民國時期，各地的地方軍閥都發行自己的貨幣，而中央政府對此無可奈何，比如貴州的黔幣，雲南的滇幣，以及各式各樣種類繁多的軍用票。

民國初期以銅元（俗稱「銅鐳」）代清末銅錢為輔幣，原來規定每個銅元可當銅錢10文（枚）用，10個銅元為1角。大約在1930年左右，竟貶值至1角可換得32個銅元。

當時市面流通的銀毫大部分是清宣統年間的福建、廣東兩省鑄造的「龍毫」，有雙角（2角）、單角（1角）兩種，其他如「江南」、「湖南」和「湖北」等省鑄造的銀毫，在市區流通較少，甚至被拒絕使用。後來又有「福建官局造」的鑄版，但只有雙角而無單角。1918年陳炯明率領粵軍入閩，建立「閩南護法區」以後，曾鑄造民國八年、民國九年兩種雙角銀毫，品質比「龍毫」差，比值亦較低，而且使用不甚普遍，僅限於統轄地區。由於各種銀毫的品質不高，比值就降到十三四角為銀元一元。1924年北洋軍閥張毅統治漳州以後，在本市竹巷下南方巷右邊大厝內，籌設造幣廠，鑄造民國十三年版的雙角銀毫，銀質極差，而且逐版降低品質。張毅持其割據地方的勢力，擅自規定以14角5分比值為銀幣1元，強迫在市面使用，人民懾其淫威而不敢拒用。

孫中山與宋慶齡

二人初識的契機，是因為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實支持者。1913年8月，宋慶齡從美國威斯理女子學院畢業後，抵達日本與父母匯合，並於9月16日隨同姐姐宋靄齡第一次拜訪孫中山，與姐姐一起協作孫中山工作。宋靄齡因要結婚，宋慶齡正式接替她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的工作。而之後宋慶齡一直為孫中山進行各項革命工作，負責所有密電碼和外文信件的覆信工作。

隨著交往的加深，兩人的愛慕之心愈來愈強烈，很快墜入愛河。因孫、宋都為基督徒出身，按照基督教義規定，孫已結婚有家室，不得再娶妻。因此，孫中山必先與妻子盧慕貞離婚，方得有與宋結婚的機會。1915年9月，孫中山特派部屬朱卓文回澳門，迎妻子盧慕貞抵達日本，簽訂離婚協議。

在結婚後，宋慶齡便負責為孫讀科學著作。宋慶齡在給美國同窗信中，表達了對孫中山的崇拜，稱：「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淵博，每當他的腦子暫從工作中擺脫出來的時候，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學問。我們更像老師和學生，我對他的感情就像一個忠實的學生。」

宋慶齡不僅是孫中山生活上的伴侶，也是革命事業的忠實助手，兩人可謂是同甘苦，共患難。1925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他在臨終前囑託兒女及下屬要善待宋慶齡，並告訴宋慶齡不要悲傷，「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其在《家事遺囑》中也明確表示：「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均付與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此後，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一直以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與革命精神的維護者的姿態，捍衛孫中山堅持的革命精神與原則。

衣分五色

清代幾百年，由於「人分五等，衣分五色」，人們必須按照嚴格的身分等級著裝。衣為上，上則天，天則尊；裳為下，下則地，地則卑。推而論之為，天子為上，庶民為下，因而天子與庶民的關係就如同衣和裳的關係一樣，上下不可亂來。

在官服方面，以中國傳統的十二章紋（十二種傳統圖案）作為袞服、朝服的紋飾，以繡有禽獸圖案補子作為文武官員職別的標誌，以金鳳、金翟紋飾作為后妃、命婦冠帽和服裝上的裝飾按清朝的服制，龍袍只限於皇帝，而一般官員以蟒袍為貴。蟒袍，又叫「花衣」是清代官員及其「命婦」穿在外褂內的專用服裝，並以蟒數及蟒爪數量區分等級。

滿族入關以後，首先令漢族人剃髮易服，「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若有服飾「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者，殺無赦」。有如下規定：凡五爪龍緞、立龍緞等官民均不得使用，如有特賜者，亦應挑去一爪穿用。軍民人等一律不得以蟒緞、金花緞、貂皮等為服飾。奴僕、伶人只准穿毛褐、葛布和羊皮等。更有顏色的禁忌，如皇太子用杏黃色，皇子用金黃色，而下屬各王等官職不經「賞賜」是決不能穿黃色的服飾。如此帶有封建意識的服裝要求，在清末被打破，不少留學生歸國後，便穿上了西服，為了使自己更洋化，還講究帽子、鞋子、文明棍等的搭配。

李鴻章

李鴻章是近代史中爭議頗大的一位人物，其是非功過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有人說，他是喪權辱國的罪人，是賣國求榮的權臣。1871年8月，當李鴻章用顫顫巍巍的手簽下《中日修好條約》，從那天開始，他的後半生都在永不停歇地簽約。中國挨多少次打，李鴻章就簽多少次約。與他相爭不下的左宗棠，就嚴厲的批評他說「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還說他「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在簽約上，李鴻章也難以改變清朝孱弱的事實，如果就以這點批評李鴻章未免過於苛責。但諸如中日甲午戰爭中指導方針的失誤導致北洋艦隊全滅，戰勝法國後反而簽下不利的條約，以及早期鎮壓太平天國時殘殺太多中國人等，則都是李鴻章所必須扛下的罪責。

但也有不少外國官員等對李鴻章盛讚，如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就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美國總統格蘭特還公開表示李鴻章可名列世界四大偉人之一；甚至連慈禧太后也認為他對大清帝國有「再造玄黃之功」。身為晚清重臣，他全力推動洋務運動，振興國運。在上海，他成立了全東亞最大的兵工廠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他挑選各省幼童，赴美留學。這些留學生都頗成大器，他們中有電報局長梁金榮，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校長唐國安 ，交通大學創始人梁如浩，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鐵路工程師詹天佑等。

梁啟超也曾對李鴻章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光緒帝的抗爭

光緒帝為前一位皇帝——同治帝的堂弟兼表弟。其父為宣宗（道光帝）第七子醇賢親王奕譞，生母嫡福晉那拉氏為慈禧太后之妹。因穆宗（同治帝）為文宗（咸豐帝）獨子，又早死無後，慈禧太后便以和自己血緣最近的載湉，過繼於咸豐帝，登基為帝，名義上繼承咸豐帝而非同治帝的皇位。光緒帝四歲即位，由於兩宮太后認為光緒帝年少，恐國政難以施行，大臣也因國主年少未能商討國事，故依《太后垂簾章程》十一條，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光緒七年，慈安太后駕崩，慈禧太后獨自垂簾聽政。

光緒帝一生受慈禧太后的控制，自小由翁同龢做他的老師，但慈禧太后規定翁同龢只能教孝經，更被李連英監視。朝廷大權在光緒成年（1890年，20歲）後，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自甲午戰敗後，光緒帝銳意變法革新，「不做亡國之君」，1898年頒布《明定國是詔》，表明變革決心。在慈禧的默許下，於1898年起用康有為、梁啟超等推行新政，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8、9月間，由於變法操之過急，坊間盛傳慈禧太后有以借「天津閱兵」廢弑光緒帝的陰謀。光緒帝懼怕變法失敗，聽信康有為的意見，打算不經過慈禧太后同意，親自提拔候補侍郎袁世凱，以新式陸軍發兵，殺慈禧提拔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圍頤和園（慈禧所居）。此次維新運動，是光緒帝對慈禧太后所作的有限抗爭，卻最終落得失敗下場。

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對外則宣佈光緒帝生病，由慈禧訓政。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挾光緒帝逃至西安，並殺害珍妃。次年簽定辛丒條約後才回北京。此後光緒的處境稍有改善，但仍被慈禧軟禁。1908年11月14日，光緒帝逝於瀛台，比慈禧早一日駕崩，得年37歲。光緒的一生都是受慈禧控制，所作的抗爭也頗為無力，根本無法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

同文館

清政府自鴉片戰爭後，屢次與英國交涉，深感語言不通、文字隔閡，也是受欺矇失敗的原因之一。而中國官方並沒有自己的翻譯人員，多以外籍傳教士臨時兼任,使得在談判時屢屢吃了悶虧。左宗棠、李鴻章等堅持學習西方，於是在同治元年 (西元1862年) ，洋務運動期間，設立了京師同文館，作為培養譯員的洋務學堂和從事翻譯出版的機構，附屬於總理衙門。

同文館設立初期，設置了英文、發文和俄文三班，並以八期子弟作為招生對象，除了漢文課程之外，其他的科目多聘請外國人來擔任教師。同文館學生的學習期限初定三年畢業，自光緒二年 (西元1876 年)後改為兩種：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諸學者，八年畢業；年歲稍長，僅借譯本而求諸學者，五年畢業。課程設置於同治六年後增設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

但這次的課程修改卻引發洋務派和保守派的激烈辯論。在1866年底，奕訢奏請擬在京師同文館講求天文算學，要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舉動馬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更大肆攻擊西學。倭仁主張，要解決培訓中國人才問題，要從中國本身著手，深入瞭解中國實況，而外國教官不清楚中國環境，盲目將歐洲所學移植到中國土壤上，只會收效不易。而奕訢等人則對此展開激烈辯駁，中國近代史上首場關於教育改革問題的大辯論，由此引發。

京師同文館的出現，標誌著中國開始實行西方教育，學習西學由想法變為現實，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踏出一小步。

逃跑的咸豐皇帝

咸豐皇帝收到了僧格林沁請以木蘭巡幸之名走避的密奏，心裡已是極度恐慌，但又礙於情面，所以只好放話說要禦駕親征，並發下僧格林沁的奏摺讓群臣共議，希望群臣能建議移駕避難，而他能勉為其難聽從建議。誰料事情發展卻出乎咸豐帝料想，群臣紛紛請求聖駕堅守北京。最終咸豐帝不得已做出讓步，要求內閣傳諭說沒有要巡幸木蘭之事。

不過，英法聯軍登陸之後，與僧格林沁率領的蒙古馬隊在八裡橋展開激戰。清軍在此戰中慘敗，意味著失去了拱衛京師的最後一道防線。咸豐皇帝當天晚上便緊急召開會議，決定以北狩為名義避居熱河。而此時由於敵人已經打到眼前，所以再也沒有人出面反對。咸豐皇帝連夜率領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及后妃們從圓明園北走，向熱河逃跑，留下恭親王奕訢在北京全權處理英法協商事務。臨行前，他向身邊人提出了一個要求，「命率鹿而行」，江山社稷、黎明百姓都不管不顧，卻在逃跑時要帶上自己養的一百多頭鹿，原因就是他要喝鹿血。身邊大臣聞言，甚是不滿，直言「何必率以為累，他日事平，再飲鹿血未晚也」，咸豐這才打消這個念頭。

此次戰爭，無數能工巧匠建立的圓明園被搶劫一空，還簽訂了更加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咸豐帝對此全然不顧，反而，只是在得知英法聯軍撤退後，感到慶幸，還表示「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

洪秀全

洪秀全出生於耕讀世家，7歲起在村中書塾上學，熟讀四書五經及其它一些古籍。洪秀全三次都在童生試中的廣州院試失敗落選，第三次在廣州落選後已經是25歲了，受此打擊回家以後重病一場，一度昏迷。病中幻覺有一老人對他說：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間來斬妖除魔。從此，洪秀全言語沉默，舉止怪異。此時，洪秀全並不甘心於考試的失敗，在六年後的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再次參加了廣州院試，結果還是以落選告終。

落選後，洪秀全翻閱以前在廣州應試時收到的基督徒梁發的《勸世良言》一書，詳讀之後被宣揚上帝的基督教義所感動，萌發了信奉上帝、追求人人平等的觀念。把書中內容與自己以前大病時的幻覺對比，認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誅妖，一氣拋開了孔孟之書，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教義，並把家裡的孔子牌位換成了上帝的牌位。雖然未曾讀過《聖經》，洪秀全卻開始逢人便宣傳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義，稱之為「拜上帝會」。自稱是上帝的次子，耶穌的弟弟。1851年1月11日（咸豐元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發動金田起義，建國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1853年（咸豐三年）定都南京，改名天京。

他起自布衣，堅信「古來事業由人做」。洪秀全在暮靄沉沉的金田村振臂一呼，一場歷時十四年、席捲十八省的起義，在大江南北風起雲湧，給腐朽的滿清政府以沉重的打擊。同時清王朝被迫引進西方先進武器來剿滅所謂叛亂，因此洪秀全領導的活動也是促成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國盜取中國茶葉技術

於鴉片戰爭前夕，茶葉在中國的出口中就超過了絲綢和陶瓷，成為最重要的出口品。中國生產的茶葉，有五分之一出口到了英國。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英國出現了貿易逆差。東印度公司在1600年獲得了在印度的貿易壟斷權，但這一壟斷權到了1833年已經被撤銷。東印度公司迫切地需要找到一個能夠確保其基業長青的辦法，想來想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從中國把茶偷過來。

1836年，英國的茶葉委員會印度區負責人，在廣州找到願意前往印度的中國工人，取得了栽種的技術，並在阿薩姆地區進行當地原生種茶樹的試種。阿薩姆地區降雨量充沛，有茂密的森林，非常適合茶葉的栽種。經過三年的培育之後，首批的阿薩姆茶終於在今年的拍賣會上以高價賣出。同時並吸引了大批的英國資金前往印度投資，成立了「英國阿薩姆茶葉公司」。

而之後的茶葉研發任務落到了一位名叫羅伯特.福錢（Robert Fortune）的園藝師。福錢可能是第一個親身造訪茶園的外國人，他把整個茶葉製作的過程從頭到尾記錄了下來。福錢從安徽買了大批的茶苗和茶籽，運回上海。福錢把第一批茶苗、茶籽發出，運往印度後，他接著開始了第二趟探險，這次是到武夷山尋找紅茶。英國人更喜歡紅茶，因為喝紅茶能放糖，喝綠茶不能。而福錢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種上好的烏龍茶：大紅袍。烏龍茶是一種半發酵茶，英國當時進口了大量武夷山的烏龍茶，正是因為武夷山烏龍茶茶色較黑，英國人才將所有的紅茶籠統稱為「黑茶」（black tea）。而「英國阿薩姆茶葉公司」的產品成功迎合了英國人的口味，生產技術也漸漸成熟，供應穩定，在與中國的貿易上，愈發能縮小逆差。

乾隆六下江南

早在清軍入關時，曾對頑強抵抗的江南人民進行過大規模的屠殺，因此江南地區的反清情緒異常高漲。從康熙皇帝開始，清朝的統治者就採取了各種方法，如設立博學鴻詞科，徵調明朝遺民編修明史等，極力籠絡前朝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文人士大夫。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一心想要效仿祖父的乾隆也有過六次南巡。六下江南大體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蠲賦恩賞、巡視河工、觀民察吏、加恩士紳、培植士族、閱兵祭陵。

乾隆帝南巡期間多次下諭，蠲免江浙、安徽上千萬兩銀。第一次南巡時，諭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蘇積欠賦銀228萬兩、安徽積欠 30萬餘兩，及浙江應徵銀30萬兩。二來乾隆對接駕及辦差的官員大加賞賜，加官晉爵;將一些原來受過處分的官員恢復原職，旨在籠絡民心。

他六次南巡每次都帶畫師隨行，將喜愛的江南景色摹繪成圖，在圓明園和承德避暑山莊仿建。南京的瞻園、海甯的安瀾園、杭州的小有天園和蘇州的獅子林，這江南的四大名園後來都在圓明園中一一重新造了一座。杭州的雷鋒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西湖十景，更是實景仿製，連景點的名稱都原樣照搬。

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過六巡，乾隆帝相當清楚地瞭解江南的官風民情，又大興河工，廣蠲賦稅，禮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揚了聖恩，對安定江浙，發展生產，豐富文化，創造和延續「大清全盛之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開支確實十分巨大，每次南巡，歷時四五個月，隨駕當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約需用馬6000匹和船四五百隻，還有幾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萬銀兩。

史可法抗清

崇禎十七年（1644年），史可法聽聞李自成進攻北京，率軍進京勤王。軍隊抵達達浦口時，傳來北京失陷、崇禎帝朱由檢自縊的消息，史可法向北痛哭失聲，以頭撞柱，血流到腳上。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初，史可法親自安排高傑率軍北上河南，意圖協助清軍討伐李自成 。四月之時，多鐸兵圍揚州，揚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壞城門外出逃命，大小船隻為之一空。史可法傳檄諸鎮發兵援救，劉澤清北遁淮安降清，僅劉肇基等少數兵至，防守見絀。此時多爾袞勸降，史可法拒絕投降。四月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裡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

四月二十四日，清軍攻城。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被眾將攔住。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擒住後，史可法拒絕投降而被殺。揚州在激烈抵抗後失陷，清兵屠戮劫掠，十日不封刀，史稱「揚州十日」。

努爾哈赤兵敗寧遠

1626年，努爾哈赤傳令八旗軍士向寧遠進逼。到達寧遠城北五裡處，紮下營盤。努爾哈赤先派一個漢人進城勸降，然後以十三萬大軍來壓迫，然後對袁崇煥以高官厚祿來誘惑，但是他沒有答應。努爾哈赤只能進攻了。寧遠被包圍為一座孤城。袁崇煥死守孤城，他把兵馬和百姓全部撤回寧遠城中，城外全部都燒掉，不給努爾哈赤留下任何物資，做好城內的佈防。

袁崇煥與將士徹夜在城上巡視，不覺金雞已唱，天空泛出魚肚色來。滿洲兵營裡吹起號角，發出炮聲，滿洲兵即將攻城。敵兵將近城壕時，城上的矢石便飛射而去。矢石使滿兵難以靠近城門，最終努爾哈赤下令令大貝勒、二貝勒各領一萬兵從左邊包圍，三貝勒、四貝勒各領一萬兵從右邊包圍，努爾哈赤親領一萬兵在中翼進攻。一時，數萬兵如潮水一般將城門圍住。而袁崇煥見滿洲兵越聚越多，便令兵士一面開炮，一面燃放地雷。霎時間，煙霧迷天，血肉橫飛，打死滿洲兵無數。

最終，滿兵撤退回瀋陽，再圖後舉。努爾哈赤三十年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生輝煌的戰績敗給了明朝守將袁崇煥。損失慘重的努爾哈赤在退兵八個月後，就毒疽發作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