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請願

「九一八」事件之後，日軍佔領瀋陽，進攻吉林和黑龍江，東北三省迅速淪陷。上海的大學生，聯合江、浙、平、津一帶的男女大學生三千多人，像是暴風雨襲來似的，到南京國民政府請願。請願的學生，高舉著愛國的標語和旗幟，一齊湧到國府大禮堂，大門、兩廊都擠滿了學生。

據張治中——黃埔系骨幹將領，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回憶道：當時的青年無一不慷慨激昂，要求中央支援東北抗日。而學生在寒夜下留守國民政府，要求政府回應訴求。第二天清早，張治中集合學生講話，學生們提出問題：「馬占山正在血戰，中央為什麼不加以援助？」張治中便進行反問：「你們知道從南京到馬占山那裡有多少路？怎麼走？兵散在各地怎樣調？中央是決不會欺騙青年的，能救必救，沒有不援助的道理；但如果在事實上救不到，也沒有辦法。」這樣解釋以後，學生的氣漸漸平得多了。經過一兩天，蔣介石也親自和他們講了一次話。最後，學生對政府方面的答覆，認為滿意，不過要求蔣主席寫一個手諭，表明中央對學生青年保證有決心收復失地。

1931年12月6日，上海青年更組成「赴東北援馬（占山）抗日團」，更有人抬著棺材出發，以示誓死的決心。這一次學生請願的愛國行動，昭示著中國青年的滿腔熱血，對國家的愛國之心。

黃埔軍校

1924年，孫中山在蘇聯的協助之下，在廣州成立了黃埔軍校（又稱陸軍軍官學校）。以蔣介石、廖仲愷為國民黨代表，共產黨的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成為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見證者。黃埔軍校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一所軍事學校，培養了許多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中聞名的指揮官，是國民政府北伐戰爭統一中國的主要軍力。

1924年，在國共兩黨首度攜手合作、國民革命風起雲湧之際，孫中山先生高瞻遠矚，在廣州親手創辦了一文一武兩所學堂——「國立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和「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建立的目的是為國民革命訓練軍官，孫中山先生希望通過創建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孫中山在開學典禮上曾致詞：「我們開辦這個學校，要用裡面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創立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才能成功。」

黃埔軍校算得上是所有民國男人的夢想，從這所軍校走出來的軍事學員，無一不是戰場殺敵，叱吒政界，他們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創造了一出出風雲激蕩的歷史。1924年到1929年共培養了七期13000餘人，這些人中的多數形成了國民黨中央軍的骨幹——黃埔系。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是「黃埔系」的初步形成時期。在抗戰時期，「黃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幹紛紛當上了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乃至戰區司令長官，從而完成了「黃埔系」在軍界的接班部署。後來居上的黃埔一期生杜聿明(時任第5集團軍總司令)、以悍將著稱的黃埔第三期領跑者王耀武(時任第24集團軍總司令)等人，在國民黨空軍系統內更是獨佔鰲頭。

火燒趙家樓

1919年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大專學校學生、教師及其他群眾不下五千人，齊集天安門前。各校學生走在遊行隊伍行列中，高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旗幟，群情激昂。隊伍浩浩蕩蕩地向東交民巷使館界進發，準備向各國使館抗議示威，沿途並散發傳單，高呼口號。遊行隊伍走到東交民巷西口，受到外國兵的阻攔，乃派代表向各國使館遞交說帖。隊伍折向外交部，又轉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到達曹宅時，大門緊閉。一位高個子同學在學生人梯支撐下爬過墻，跳進院裡，打開了大門，群眾一擁而入。有當時參與其中的學生寫下回憶錄，眾人衝進院裡，看到鋪陳非常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怒氣。群眾在極度憤怒下，衝破軍警防衛，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燒了曹宅。

火燒趙家、痛打章宗祥的義舉，震動全國，「五四」運動迅速蔓延中華大地。軍閥政府繼續實行高壓政策，抓捕了現場還沒走散的學生三十餘人，其中有北大的許德珩、楊振聲等。由於遊行學生被捕，又展開了罷課鬥爭。當時的學生運動，北大站在了最前列，北京和全國的學校都唯北大馬首是瞻，所以有一個口號：「罷不罷，看北大」。6月3日，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大舉逮捕學生，關押在北大文、理、法三院，這就更加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怒，引起了更大規模的罷課。最終，北洋政府被迫不得不釋放全部被捕學生，下令免去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並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

民國時期的貨幣

1914年北洋政府推出國幣條例，確定以銀元為中華民國貨幣；根據這一規定，於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先後由造幣總廠及江南造幣廠開鑄一圓銀幣，幣面鐫刻袁世凱頭像，俗稱「袁頭幣」或「袁大頭」。另外橫跨整個民國時期，各地的地方軍閥都發行自己的貨幣，而中央政府對此無可奈何，比如貴州的黔幣，雲南的滇幣，以及各式各樣種類繁多的軍用票。

民國初期以銅元（俗稱「銅鐳」）代清末銅錢為輔幣，原來規定每個銅元可當銅錢10文（枚）用，10個銅元為1角。大約在1930年左右，竟貶值至1角可換得32個銅元。

當時市面流通的銀毫大部分是清宣統年間的福建、廣東兩省鑄造的「龍毫」，有雙角（2角）、單角（1角）兩種，其他如「江南」、「湖南」和「湖北」等省鑄造的銀毫，在市區流通較少，甚至被拒絕使用。後來又有「福建官局造」的鑄版，但只有雙角而無單角。1918年陳炯明率領粵軍入閩，建立「閩南護法區」以後，曾鑄造民國八年、民國九年兩種雙角銀毫，品質比「龍毫」差，比值亦較低，而且使用不甚普遍，僅限於統轄地區。由於各種銀毫的品質不高，比值就降到十三四角為銀元一元。1924年北洋軍閥張毅統治漳州以後，在本市竹巷下南方巷右邊大厝內，籌設造幣廠，鑄造民國十三年版的雙角銀毫，銀質極差，而且逐版降低品質。張毅持其割據地方的勢力，擅自規定以14角5分比值為銀幣1元，強迫在市面使用，人民懾其淫威而不敢拒用。

孫中山與宋慶齡

二人初識的契機，是因為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實支持者。1913年8月，宋慶齡從美國威斯理女子學院畢業後，抵達日本與父母匯合，並於9月16日隨同姐姐宋靄齡第一次拜訪孫中山，與姐姐一起協作孫中山工作。宋靄齡因要結婚，宋慶齡正式接替她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的工作。而之後宋慶齡一直為孫中山進行各項革命工作，負責所有密電碼和外文信件的覆信工作。

隨著交往的加深，兩人的愛慕之心愈來愈強烈，很快墜入愛河。因孫、宋都為基督徒出身，按照基督教義規定，孫已結婚有家室，不得再娶妻。因此，孫中山必先與妻子盧慕貞離婚，方得有與宋結婚的機會。1915年9月，孫中山特派部屬朱卓文回澳門，迎妻子盧慕貞抵達日本，簽訂離婚協議。

在結婚後，宋慶齡便負責為孫讀科學著作。宋慶齡在給美國同窗信中，表達了對孫中山的崇拜，稱：「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淵博，每當他的腦子暫從工作中擺脫出來的時候，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學問。我們更像老師和學生，我對他的感情就像一個忠實的學生。」

宋慶齡不僅是孫中山生活上的伴侶，也是革命事業的忠實助手，兩人可謂是同甘苦，共患難。1925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他在臨終前囑託兒女及下屬要善待宋慶齡，並告訴宋慶齡不要悲傷，「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其在《家事遺囑》中也明確表示：「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均付與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此後，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一直以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與革命精神的維護者的姿態，捍衛孫中山堅持的革命精神與原則。

衣分五色

清代幾百年，由於「人分五等，衣分五色」，人們必須按照嚴格的身分等級著裝。衣為上，上則天，天則尊；裳為下，下則地，地則卑。推而論之為，天子為上，庶民為下，因而天子與庶民的關係就如同衣和裳的關係一樣，上下不可亂來。

在官服方面，以中國傳統的十二章紋（十二種傳統圖案）作為袞服、朝服的紋飾，以繡有禽獸圖案補子作為文武官員職別的標誌，以金鳳、金翟紋飾作為后妃、命婦冠帽和服裝上的裝飾按清朝的服制，龍袍只限於皇帝，而一般官員以蟒袍為貴。蟒袍，又叫「花衣」是清代官員及其「命婦」穿在外褂內的專用服裝，並以蟒數及蟒爪數量區分等級。

滿族入關以後，首先令漢族人剃髮易服，「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若有服飾「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者，殺無赦」。有如下規定：凡五爪龍緞、立龍緞等官民均不得使用，如有特賜者，亦應挑去一爪穿用。軍民人等一律不得以蟒緞、金花緞、貂皮等為服飾。奴僕、伶人只准穿毛褐、葛布和羊皮等。更有顏色的禁忌，如皇太子用杏黃色，皇子用金黃色，而下屬各王等官職不經「賞賜」是決不能穿黃色的服飾。如此帶有封建意識的服裝要求，在清末被打破，不少留學生歸國後，便穿上了西服，為了使自己更洋化，還講究帽子、鞋子、文明棍等的搭配。

李鴻章

李鴻章是近代史中爭議頗大的一位人物，其是非功過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有人說，他是喪權辱國的罪人，是賣國求榮的權臣。1871年8月，當李鴻章用顫顫巍巍的手簽下《中日修好條約》，從那天開始，他的後半生都在永不停歇地簽約。中國挨多少次打，李鴻章就簽多少次約。與他相爭不下的左宗棠，就嚴厲的批評他說「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還說他「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在簽約上，李鴻章也難以改變清朝孱弱的事實，如果就以這點批評李鴻章未免過於苛責。但諸如中日甲午戰爭中指導方針的失誤導致北洋艦隊全滅，戰勝法國後反而簽下不利的條約，以及早期鎮壓太平天國時殘殺太多中國人等，則都是李鴻章所必須扛下的罪責。

但也有不少外國官員等對李鴻章盛讚，如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就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美國總統格蘭特還公開表示李鴻章可名列世界四大偉人之一；甚至連慈禧太后也認為他對大清帝國有「再造玄黃之功」。身為晚清重臣，他全力推動洋務運動，振興國運。在上海，他成立了全東亞最大的兵工廠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他挑選各省幼童，赴美留學。這些留學生都頗成大器，他們中有電報局長梁金榮，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校長唐國安 ，交通大學創始人梁如浩，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鐵路工程師詹天佑等。

梁啟超也曾對李鴻章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